关于中篇小说《人生》的写作情况,我是知道一些的。路遥的四弟叫猴蛮,在清涧老家,他出生下来还一直没有见过路遥。他给路遥写了封信,让给找个工作。路遥给回了信,让他到延安来等他。后来路遥回延安,先到报社找我(我那个时期在延安日报做文艺副刊编辑),我说猴蛮我见过,好像在东郊延安大桥头农民工市场,披着烂棉袄躺在那里等人叫,现在,听说在给西沟一户圈窑的人家往半山上背石头。我是听文联的陈泽顺说的,因为猴蛮有时晚上会到他家看一阵电视。于是路遥又到文联找泽顺,然后到西沟满沟去找。
半山上有一户人家,三口石窑已经快圈好了。一个穿红背心的小伙子,颤巍巍地正往山上背石头,路遥喊了一声“猴蛮”,那后生停下来,从背上放下石头,应了一声。路遥疯了一样一扑蹿上山去,抱住猴蛮,“我亲爱的弟弟呀!”两个从出生就没有见过面的兄弟,抱头痛哭。
后来在延安饭店五楼,开了个房间。猴蛮开始讲他的苦难经历。讲了三天三夜,兄弟俩哭成一团。三天三夜后,路遥做出个决定,要将猴蛮的故事写成小说。他还给弟弟取了个新名字,叫“王天乐”。然后,甘泉县文化馆的张弢来接他,他到甘泉县宾馆。记得走的时候,我把我的两条烟给他带上做干粮,他说:“抽好烟,写好小说!”
两个月以后,他坐长途车从甘泉县回到延安,一下车就来找我,如前所述,背上背着一大包《人生》的手稿。他的脸整个的瘦了一圈,走起路来罗圈腿有点踉跄。他说,“中国文坛有一件大事要发生了,路遥的《人生》写出来了!”他还说,小说要拿去冲击全国中篇小说奖,长篇的字数是13万字以上,我本来还可以往长写,不写了,只写12万8千字,这样算是中篇,好用来评奖。
路遥背着《人生》手稿,住进延安宾馆,那天晚上,他彻夜未眠,像一个农民收获了一料好庄稼一样兴奋。那天晚上延安城布满了月光,我和猴蛮陪着他,从北关走到南关,又从南关走到北关,走了好几个来回。直到凌晨三点多才回到宾馆。那天晚上他说了很多的话,说的最多的是他的初恋。她是一个在延川插队的北京女知青。路遥说《惊心动魄的一幕》获奖后,在北京,一个女的把电话打到他的房间,路遥问你是谁,电话中说是你的一位陌生的老朋友,路遥说你再不说名字我就挂断电话了,电话中说你站到窗台边上往下看,马路对面有一个穿红风衣的女子,那就是我。路遥说她往下一看,登时脑子就爆炸了。他扔下电话向楼下跑去。后来他说他想不明白马路上有那么多的车,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压死他。
路遥给我说,那女的后来嫁给了一名海军军官。她曾经多次到西安来过,站在街道上望着路遥家那个五楼的阳台。听人说哪个阳台上没有花就是路遥家。----我至今还不明白,路遥这一晚上的话中,是臆想的成分多一点呢还是真实的成分多一些。
这里顺便说说路遥家庭的情况。这话不好说,但还是想在这里说一说。我始终觉得路遥的妻子是一个好女人,路遥的作品几次获奖都离不开她的帮助。路遥去世后,很多媒体包括传记作者采访我,要我谈谈路遥的家庭,我很严肃地对他们说,你们不管怎么抬高路遥我都没有意见,但是不准伤害林达。一个天才的出现,对社会来说是大幸,对家人来说倒是未必。夫妻之间的事情外边人很难说清。我还说这不光是我的意见,也是作协大院里前辈作家们的意见。
顺便再说一件事情,有个朋友要设立一个路遥奖,找过我几次,我对他说,这事不是我们不支持,而是该奖没有得到路遥女儿的认可,你叫我们见了孩子怎么说?假如有一天孩子认可了,我们一定会全力支持。
《人生》出版后,路遥拿着中青社的版本来找我,吞吞吐吐地告诉我,一不小心用了你的诗,你该不会告我侵权吧?他翻到那一页,是我的那首《秋日断想》九节中的一节----你是一只生着翅膀的大雁,自由地去爱每一片兰天,哪一块土地适宜你生存,你就把那里当作家园。路遥说我已经想好了,假如你要告我,我就说这是黄亚萍抄了著名诗人高建群的诗送给高加林的,和我路遥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听后笑了,我说我的几句歪诗能上你的大作是荣幸啊,咱以后不说这事了。
路遥对“人生”这个名字不满意,却又苦于找不到一个更好的名字。《人生》中高加林这个名字,如前所述,得于前苏联航天员加加林少校。里面的故事原型是他的弟弟猴蛮,“高加林”后来怎样?路遥给他改名为王天乐。我父亲要了一个铜川煤矿的招工指标给了王天乐,这样他到了铜川煤矿挖煤。几年以后路遥给我写信想把天乐调到延安日报社(当时也给其他人写过这样的信),于是我领着天乐拿着路遥的信,求爷爷告奶奶跑了几个月,才办妥此事。当然主要是路遥的影响力,我只是个跑腿办事的。后来路遥又求人把天乐调到陕西日报,天乐也已经去世了,同样的病。这是一个天分极高的人,他去世前获得中国新闻最高奖----长江韬奋奖。
《平凡的世界》里边用了许多王天乐的经历和故事。天乐说你把我的故事都写完了叫我将来写什么?路遥说你将来写我的故事。
大约是一九八五年的正月十五,路遥约我说是要到黄陵的店头煤矿为他的长篇收集素材,他还要把即将开笔的长篇给我讲一遍。他说这有个好处,帮助他圆满故事丰满人物。讲着讲着真的就成了假的了假的就成了真的了连自己也分辨不清了,这样就可以动笔了。于是我陪着他到店头煤矿一个叫陶家山的矿主的窑里,钻了一天,然后又来到县城的轩辕宾馆,开了个房间,他讲我听,折腾了三天三夜。
记得《平凡的世界》那时还不叫这名字,它分为三部,第一部叫《黄土》,第二部叫《黑金》,第三部叫《大时代》,总的书名叫《走向大时代》。据说是中青社的著名编辑家王维玲给改的,这真是一个从容、大气的好书名。
《平凡的世界》写作途中我看过他几次,开笔是在吴起县武装部的一口窑洞里,他的一个同学在那里供职。我去看路遥,路遥愁苦地说,洗不成澡,不方便,看来得挪地方。他还在延安宾馆的一个房间里写作过,晚上我去看他,路遥整个人面色浮肿,虚脱的不成样子了,谁能替我多好呀!路遥噙着眼泪说。他每天写五千字,完成任务后给宾馆的墙上画上一道,这样他数墙上的道道就知道自己写了多少了,过多少天了。他用的是方格纸,一页三百二十个字,每天五千字得写将近二十页。记得他的案头上墩了厚厚一摞有半尺高。他对我说,他妈的不知道能不能出版,也许是一堆废纸。
大约一九八三年吧,清查文革,路遥好象也受到了牵连。他到延安报社来找我,面色铁青,人沮丧到了极点,他对我说,这些天来他脑子里来来回回回旋着一句话,这句话是“路遥啊,你的苦难是多么的深重啊”!中午吃饭我说咱们到市场沟口去吃个羊肉泡吧,路遥哎了一声说,人活低了就按低的来。我说谁也挡不住你创作,外面混不下去你就回延安吧。路遥听了默默无语面无表情。一个礼拜之后的清晨六点,我骑了辆破自行车,后座上带着路遥,把他送到东关汽车站。
在路遥的成长和创作过程中,省作协的前辈们给过他很多帮助。比如在文革这个问题上,时任作协党组书记的李若冰老师就给过很大的帮助。当年路遥回到农村,写了个《优胜红旗》的小小说,寄给《陕西文艺》(现在的《延河》),李若冰夫人贺抒玉、杜鹏程夫人张问彬专程去看延川县看他,给这个回乡青年送稿纸。一九八〇年春天调路遥的时候,是《延河》主编王丕祥、副主编贺抒玉来延安调的。当时教育局不放,说还从来没有见过老员工从贫困山区向大城市分配的。后来王丕祥接通了省教育厅的电话,这边的厅长恰好是王丕祥延安时期的老战友,王老师说你狗日的难道想让我提上个酒瓶瓶来送礼吗?电话那头的厅长笑了,他说你把电话给局长,让他接电话办手续。路遥就这样从原来的老员工实习、借调办了正式手续,进了省作协。这些可敬的前辈们那个时期只要哪里有个人才,就想方设法去挖,那真是一个光荣与梦想的文学年代。在这里我还想向被路遥称为“文学教父”的柳青致敬,路遥一直视柳青为榜样。
在电视剧《平凡的世界》热播之际,我为此写上以上的文字。我知道太多的事,在这里只是捡一些事来说的。文章有些长了,那么最后就用我的《最后一个匈奴》中的一段对于陕北大文化的诠释作为结束——“在这个地球偏僻的一隅,生活着一群有些奇特的人们。他们固执,他们天真善良。他们心比天高命比纸薄。他们自命不凡以至目空天下。他们大约有些神经质。他们世世代代做着英雄梦想,并且用自身去创造传说。他们是斯巴达克和唐吉可德性格的奇妙结合。他们把死亡叫作‘上山’,把出生叫作‘落草’,把生存过程本身叫作‘受苦’”。
上图:1982年9月20日,于延水河畔,延川县纪念《山花》创刊十周年座谈会全体同志留影。二排左边第三位是路遥,二排右边第四位是高建群,第五位是曹谷溪,第六位是贾平凹。
高建群
2015年3月15日于西安
【背景介绍】
眼下电视剧《平凡的世界》正在热播,《南方周末》约作家高建群老师写一篇关于路遥的文章,还要配几张照片。高老师翻出他的像册,找到了几张。作为当年路遥的好友,高老师几度哽咽,彻夜不眠,挥笔讲路遥,道的清说不尽,好一个谜一样的路遥!(李增胜 “高看一眼工作室”微信群群主)